《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猥亵、在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猥亵他人的，或者在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情节恶劣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猥亵智力残疾人、精神病人、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

《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　【强制猥亵、侮辱罪、猥亵儿童罪】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的，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猥亵儿童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在认定事实的基础上，行为性质的判断通常需要结合相关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提炼其违法构成要件，并对构成要素进行法律层面的解释和推理。实践中，三段论是法律工作者的惯用法律思维，此种思维方式属于形式解释中的形式违法判断，一般情况下与实质性判断结论相符合，但在特殊情况下也会出现罪责不相适应的现象，从而违背刑法的谦抑性。下文将以刑法实质解释为主，兼顾形式解释进行定性探讨。

猥亵通常是指用性交以外的方式对被害人实施的能够满足性欲和性刺激的淫秽行为。这是一句中规中矩的词义解释，如果回到治安违法和刑事违法之语境，会出现各种不同的解释标准，以期符合治安处罚和刑事惩罚的处罚目的，这是由于不同的社会领域和文化背景等形成的性文化思想，对猥亵内涵的不同认识和判断标准。比如，美国和中国的一般社会民众对性开放程度的理解就会有很大差异，两国民众对何种行为属于“猥亵”，亦会有不同的内心情感；再比如，我国西部和东部民众对何为“猥亵”也会有不同的认识。特别是在具体猥亵行为到底属于治安违法还是刑事犯罪时，不同条件因素下，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同案不同判”的尴尬状况将不可避免。因此，“猥亵”一词的内涵与外延必须结合案件发生的具体领域和特定文化背景来综合判断，但也不能肆意解释，还要兼顾法律的统一性和稳定性。 

第一，《治安管理处罚法》层面的行为主体与行为对象。首先，行为主体。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2、13条规定，已满14周岁的具有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应当对自己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承担违法责任。结合该法第44条之规定，对实施猥亵行为的主体法条没有特殊限制，即只要已满14周岁且非完全精神病患者，均应当对自己实施的违反治安管理的猥亵行为承担治安处罚责任。其次，行为对象。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4条规定，关于行为对象的表述为“他人”，即一切自然人，包括外国人和无国籍人。

第二，《刑法》层面的行为主体与行为对象。首先，行为主体。根据《刑法》第17、18、237条规定，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已满16周岁的自然人应当对其实施的强制猥亵行为承担刑事责任，此处的年龄时间点以行为时为准。其次，行为对象。2015年11月1日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九将《刑法》第237条强制猥亵的对象修改为“他人”，包括男性和女性，但“强制侮辱”对象仍限制为妇女，即14周岁以上的女性，不满14周岁的适用特殊条款猥亵儿童罪。

关于二者的区分需要说明的是：首先，主体。治安管理处罚法相比刑法关于行为人年龄的限制更为宽泛，即猥亵违法行为主体为已满14周岁，猥亵犯罪行为主体为已满16周岁。其次，对象。《治安管理处罚法》自2006年实施，到之后12年修正，其第44条关于猥亵行为的法条一直保持不变，即自2006年在治安管理处罚层面，对猥亵对象便没有区分男女性别，也没有单列以满足性欲望为目的的侮辱行为。而《刑法》第237条的强制猥亵行为，自刑法修正案九之后，才增加猥亵对象可以为14周岁以上的男性，同时以满足性欲望为目的的侮辱行为始终与猥亵行为并列于法条之内。

概述。猥亵行为手段通常表现为，通过各种行为方式达到行为人与受害人之间的肢体接触的状态，但并非一定身体接触，也包括责令受害人自我抚摸等方式。猥亵行为目的是指通过猥亵行为以期达到满足自己性欲望或他人性欲望之主观追求和心态。

相同点。治安层面的猥亵和刑事层面的猥亵二者之间对于猥亵的主观目的并无争议，即均以满足自己性欲望或他人性欲望为目的。

区别点。在治安违法和刑事违法层面，关于猥亵的认定有两个关键点。其一，治安层面的猥亵对行为强制性没有要求，仅需违反他人意志即可。而刑法层面的猥亵则需要行为手段的强制性，即暴力、胁迫等手段，并同时违反他人意志。其二，治安层面的猥亵包括以性欲望为目的的侮辱行为，且性别不限，而刑法层面的猥亵行为所在法条则将以性欲望为目的的侮辱行为单列，且将强制侮辱对象限制为妇女。

争议点。关于二者的定性，此处猥亵行为的手段方式，主要是指行为人的具体手段方式、触摸部位、持续时间长短等。比如，是用手还是使用工具、是触摸胸部或阴部还是其它部位、是几秒还是几分钟、是暴力还是非暴力的其它强制手段、是脱光衣服还是隔着衣服、是亲自摸还是受害人自摸、是否造成受害人身体损伤等等。

“法益”即法律所保护的利益，通常是指具有具体内容的法律上的权益，非经法律授权并经法定程序，任何人不得侵犯。作为以性自主权为核心的性法益，它的存在依附具体的自然人，并反映出一定时期和地区的性道德文化思想，也是人类走向文明的标志产物。因此，性犯罪行为一直以来就是法律惩治的对象，只是不同时代惩罚严厉程度不同而已。

由上可知，判断猥亵行为对性法益的侵害程度与大小，首先要以受害人为核心，通过行为人的手段方式来衡量法益受损程度，因为她才是具体侵权行为的承担者，但也不能脱离一般人对猥亵行为的内心忍受程度与标准，即一定社会的性道德文化秩序也是法律必须考量的要素，在涉及到违法与犯罪的评判时更是如此。比如，以抠摸、指奸、鸡奸等淫秽下流的手段对他人身体的性接触行为，就是严重侵害他人性权利的行为，也是刑事打击的范围。再比如，公交车上，一猥琐男子故意借助拥挤状态，反复穿越某一区域借以摩擦某名妇女胸部，以达到行为人性猥亵目的。如果该妇女并未察觉猥琐男的用意，以为是正常借道，并不以为然。那么此时，该妇女的性法益客观上是受到了侵犯，但其本人和车上第三人均未察觉，而是事后通过翻看车内监控方觉受性侵，此种情况下，法益受侵害的程度与大小就必须考量行为时受害妇女的内心感受和第三人的性道德情感认识，应当属于治安处罚的范畴。

性自主权是性法益的核心内容，每个自然人均有权决定与何人、何时发生性亲密行为，任何人不得强迫或违反他人意志与其发生性亲密行为，这是合法与正当行使性权利的界标。猥亵违法行为与猥亵犯罪行为均要求以“违反他人意志”为核心要件，如何判断是否违反他人主观意识就成为罪与非罪的关键点。其标准有二，一是明示说，即他人明确以语言或文字等方式表示主观意思，同意或不同意。二是默示说，即他人虽为明确表示，但也未反对，面对行为人的性亲密行为，其默然接受或半推半就。实践中，猥亵犯罪行为比较容易判断，因为此种行为要求有“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需以强制性为前提，但对于利用第三人暴力或受害人处于不知反抗状态时，需特别注意。因为，特定条件下，被害人的不知反抗会导致行为人的理解判断错误，比如酒后乱性。其次，治安违法层面的猥亵行为比较复杂，因为其对手段是否以强制为前提没有要求，非强制性的手段也可完成猥亵行为，比如前面提到的公交车“揩油”就是此种情形，也即通常在受害人不知觉、不知情的情况已实现了猥亵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