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6月，我才20周岁，作为华东政法学院的大四学生，正在桐乡市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事务所的名称才是刚刚有的，之前就叫法律服务处。律师们拿着国家发给的固定工资，办多少案子和收入都没有关系。作为司法局的国家干部，他们还发了警服，只是不能穿着警服出庭。

到实习期到第三个月的时候，律师事务所的老凌主任觉得我已经完全能够独立办案了，就分给我一只故意杀人案，是当地农村一对夫妇来委托的，委托人没有和我们说几句话，留下费用就走了，感觉自己的儿子杀了人，头都抬不起来。那时所里只有几个律师，案子多得根本忙不过来。所以这么重大的案件也没有老律师带着我办。老凌主任让我不要顾虑，因为在他的观念里，刑事辩护只是配合公检法机关走走过场的，不要有太大的负担。

接案后，我从桐乡坐长途汽车到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阅卷。已经不记得有没有其他律师带着我去。现在看来，那时真是不规范，我一个实习生，不要说律师执业证了，连个实习证都没有，就凭着律师事务所的介绍信，就可以到法院阅卷了。印象中案卷不多，看了个把小时就看完了，我在小笔记本上记了案情，就当天坐车回到了桐乡。出差的费用是拿票据向当事人家属报销的，我想着替他们省点钱。

案情并不复杂，被告人是个农村的男青年，因为发生了口角，他把自己的女朋友掐死了，尸体被绑上石头沉到了河里。公安找到他的时候，他就承认是自己干的。那时候的公安侦查技术是可想而知的，印象中现场和尸体上并没有发现什么证据。那时还根本没有“客观性证据”这样的名词。先有现场，后有供述是太正常不过的破案经过，只要“人犯”（那时判决前叫“人犯”，判决后叫“犯人”）交代了，一切都万事大吉了。

接着我去看守所会见了被告，这个瘦弱的男青年始终低着头，低声地把他的作案经过讲了一遍，和以前的供述一模一样。觉得疑惑的是，仅仅发生了口角，他怎么就杀了人。而且怎么把尸体抬到河边，绑上石头扔下去的过程也不是很清楚。当时的观念中，只要被告人承认了犯罪事实，律师是不应该多问其他问题的。但是我有点不放心，鼓起勇气问了他二句：“事情确实是你干的吗？”“有没有别人帮你抬尸体到河边？”，他的回答让我彻底灭了寻找重大辩护点的念头。

于是我相信了老凌主任说的刑事辩护就是走个过场，写了辩护词，无非是初犯、认罪态度好、家里还有老人需要照顾之类，希望从轻判决。主任看过辩护词，赞许地点了点头。

因为那时桐乡一年大概也就这一件杀人案，等到开庭那一天，法庭内外围着人山人海，这样的场面不免让我感到紧张，轮到我发表辩护词的时候，我以最快的速度读了一遍，大概只花了几分钟，等我读完，只听旁听席上有人喊了一句：“可以拉出去枪毙了。”